谈‘学榜样’

人类社会自诞生起，似乎就离不开“榜样”这两个字。

回顾人类文明史，无论是东方的儒家、佛家，还是西方的基督教，都有着深厚的树立榜样的传统。儒家推崇“见贤思齐”，从尧舜禹到孔颜曾孟，为世人画出了“内圣外王”的道德标尺；佛家讲求效法诸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以修行高僧为精进的明灯；基督教则鼓励信徒“效法基督”，在圣徒的生平中寻找信仰的力量。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结构相对固化的前现代社会，这种自发或半自发的榜样机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用具体可感的人物故事，替代了抽象难懂的教条，为普通人提供了行为规范与精神寄托。可以说，早期的“学榜样”，是人类文明用于凝聚共识、维持道德底线的一种自然产物。

比如诸葛亮、文天祥、武松等等，这些出现在戏曲、小说中的人物被当作榜样，让当时识字程度不高的人也能知道“哪些行为会传颂”。

然而，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启蒙运动的洗礼，现代社会迎来了“个人主义”的觉醒与进步。人们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天赋、处境与价值追求。当社会走向多元，单一的道德模板便逐渐失去了号召力。在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中，衡量一个人是否合格，不再看他是否像某个“圣人”，而是看他是否遵守契约、履行公民义务。于是，传统意义上的“神圣榜样”开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各行各业的专业标杆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线性向前的。在20世纪兴起的诸多威权与集权体制中，“学榜样”不仅没有随着现代化而退场，反而被改造成了一种高度精密的政治动员工具，成为控制媒体、规训民众的常见手法。

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榜样制造术”，最早由列宁在革命动员与宣传鼓动中奠定雏形，随后在斯大林时期被推向了巅峰。斯大林时代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宣传矿工斯达汉诺夫在几小时内采煤超过定额十几倍的“奇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狂热的劳动竞赛，以此拔高生产指标、压榨劳动潜能。

无独有偶，同期的集权国家也深谙此道。纳粹德国通过宣传机器大肆塑造“雅利安青年模范”和“战时英雄”，将个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与狂热牺牲包装成无上的荣耀；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则通过教科书和报纸连篇累牍地宣扬“军神”与“忠勇义烈”的典型，将无数普通民众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仔细审视这些案例，我们会发现，被现代集权体制高度工业化了的“学榜样”，其实际后果往往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是一剂裹着糖衣的“社会毒药”。

首先，它制造了严重的不公与虚伪。为了配合宣传需要，许多“榜样”往往经过了层层拔高甚至人为造假。当一个脱离现实的“完美典型”被树立起来，普通人的正常努力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久而久之，社会上便会弥漫起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的风气——既然达不到真实的高标准，那就只能比拼谁更会演戏、谁更会写汇报材料。

其次，它压抑了社会的创新与活力。“学榜样”的本质是要求所有人向同一个标准看齐，这在无形中扼杀了个性与独立思考。当整个社会都在模仿同一种思维模式、同一种行为路径时，多元的声音就会消失，社会的纠错能力和创新潜能也会随之枯竭。

既然“学榜样”的副作用如此明显，长期来看甚至会反噬社会肌体，为什么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许多统治者依然对此乐此不疲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权力的逻辑里，这是一种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替代品”。

要真正治理好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做的是建立透明的法治化规则、完善多元化的绩效评估体系，并引入外部独立的监督与反馈机制。然而，这些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权力必须被关进笼子，意味着统治者要让渡利益、接受监督、放弃绝对的自由裁量权。这对于习惯了集中控制、不愿受外部约束的权力结构而言，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他们永远不愿迈出的一步。

于是，“学榜样”便成了他们不得不依赖的拐杖。既然不愿用透明的法律去规范行为，那就用高尚的道德去要求民众；既然不能建立客观多元的评价体系，那就由上而下指定几个“标兵”让大家盲从；既然排斥外部的独立监督，那就用内部的自我感动和典型宣传来粉饰太平。

归根结底，从古代宗教的道德感召，到现代集权的政治规训，“学榜样”的演变史，折射出的是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分野。当一个社会依然需要靠树典型、学榜样来维持运转时，恰恰说明它距离真正的现代规则与制度文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