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有一个女记者叫袁小珊，长得很漂亮。她采访过很多财经界的大佬：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等。这几个大佬在采访里基本都在呼吁一个事儿—“经济的趋势就是小政府大市场”。
这两天读完了哈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之路》和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这两本书，再加上许小年教授的一些访谈就更直白了。他们认为一个经济的本质，就是“尽可能最大限度的释放生产要素市场，然后借助人类追求富裕的本性和依靠市场这双看不见手，把生产力带动起来”。同时政府借助司法负责查缺补漏，将过程中出现非法的过程进行有效的取缔，而经济类的操作（比如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吞并生产效率低的企业这样的优胜劣汰）就完全让市场去主导就行了。
而我个人从这几天的阅读里感受到的是这些内容：
掌握了生产要素的人，就掌握了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将不会再有自由，至少没有了选择自由的权利。比如人口放开了流动，哪怕先不给户籍，但是依旧有大量的人从穷地方涌去富地方，这样就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了需要“消耗类劳动力”的市场，同时穷地方的过量生产力也得到了释放，效率更高，两个地方的整个生产力都获得了极大提升；
集体主义只能出现在特殊场合里，全民性质的集体主义是非人类的，因为它与人类许多的天性相悖，是少数人给绝大多数人做选择的体制。既然与天性相悖，那么无论手段是文是武都是非道德的。但是恰恰对于集体主义这种“宗教主义”的进化版本而言，它存在的前提就是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标准。拥有高高在上的道德标准，却使用非道德的手段，这是很讽刺的事情；
国际集体主义是一个二逼的行为，虽然现在经济是趋势全球化，但是不能强迫他国一定要如何如何。因为宗教国情语言等等要素，各国的实际情况很难“一刀切”或者通过数字量化。但是如果一个集体主义国家，难免内部民族主义旺盛，那么难免会将自身的“集体主义”推波到周边国家来发展“国际集体主义”，这样搞的下场只能是战争，就好比二战时候的日本；
计划是一个好东西，领导听了你的计划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统筹、有前瞻性、有条理。但是计划经济跟计划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计划做砸了只会影响一个项目，但是计划经济做砸了影响了一大批人。而且现在经济错综复杂，只做一块的计划是没用的，为了目标就要做越来越多方面的计划，最后整个国家就好像巨型的编好的程序，按下回车键就要按部就班的运行，一旦出现了问题，进行hot-fix可能就要牵扯到一大波人的福祉，引起社会动乱；
讲究GDP总量是发展初期的目标，这就叫“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个说法在后期对于发达地区是没太大意义的，比人均GDP、中位数收入才是王道。居民人均GDP高了，犯罪率就低了。“国富民穷”的情况，不是蛋糕大小不对，多半是蛋糕分配的不合理；
从经济学上来说，地理的生产优势、物流优势是客观存在的，生产方式肯定还是存在一个更优解。而且经济学的结果跟直观的结果就是会有天差地别的不同，所以经济学家往往语出惊人是很正常的。毕竟普通人不是领域的专家，不专业的人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更多是靠直觉生活，运气或许会降临到他们某个人，但是运气本身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是昧良心说话的，要甄别；
在社交APP里，模仿是致富的一条比较稳的办法，由于中国特殊的互联网环境，照搬照抄是屡见不鲜的，抄完了靠法律漏洞先攒一波用户量，然后吸引投资靠财力垄断掉当前的市场。一旦形成垄断，这种制造内容类的社交APP很难被打破（因为反垄断法在制造内容类的一些场景不能完美使用），除非有一个高级的创新，否则这个领域一般来说是一个人的红海；
超过对手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归根结底的结局是“比你对手活得长”；
资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贫富差距”。而是因为商业里竞争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在民营企业里，这种竞争情绪就会从高到低层层传达，为什么会从高到低？因为权力基础来自哪里很重要，权力来自高层认命，那肯定要对高层俯首帖耳。但是作为底层劳动者是不喜欢竞争的，劳动者脑子里只想的是“钱多事少离家近”，这就是最核心的矛盾。解决这种问题还是要回归法治和行业内部规范—-野蛮生长不可取，风口野蛮生长可能只会有短期的繁荣，引来的是长期的一地鸡毛。这个结局只会制造大量的资本跟工人的矛盾。竞争也是要依赖法治的，法治就不能有“口袋罪”，不能有不确定性，一旦资本家没有信心，现金流就有断的危险。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做不专业的事儿；
38线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试验田，这是一个A/B test，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是可以直观的对比两边的发展水平，只不过一个是跟100分去比，另一个是去跟50分去比；
欧盟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试验田，我个人不看好会它会存活100~200年，虽然欧洲那么点地方挤进去那么多国家，但是宗教语言历史恩怨错综复杂，还有地缘政治因素。所以只是靠开会让各成员国一切行动听指挥，说实话是一个很难的事儿。真出事了，发达国家里牺牲谁不牺牲谁难免会扯皮。这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底座并不牢靠的联盟，当年苏联靠着武力镇压，活了69年，欧盟目前还不到30年，看看不靠武力的欧盟还能活多久；
经济学家除了为资本家还会为劳动者发声，但是往往不少的良心经济学家因为说真话，被一群无知的只看立场的民族主义的人网暴，我只能说这真的是一个悲哀。不过这也很容易想通，经济学家跟政治家的目标就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经济，但是政治家考虑的是稳定和掌控。经济学家做的最极限也就是一个批判者，而政治家则是掌握大权力的；
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大多数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是也有一点理想化，比如他说留在大城市可能让专业人才通过周围的高级人才的耳濡目染更加专业，今儿提升收入。但是现在大城市里有不少是底层的服务业人员，比如外卖、服装销售、滴滴司机、邮递小哥。这种底层服务业往往最直观提升他们收入的方法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体能，他们本身一天繁重的机械工作，也很难去有时间思考反思自己的进步的地方；
鄙视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天天嘲笑美国黑白种族歧视，其实在中国也有大量的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肥胖歧视、性别歧视。但是在中国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有钱了，那么对于你而言，这些歧视不但会通通不存在还会成为你的逸闻，但是一旦你失去了财富，那么这些歧视会加倍奉还；
为啥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不是因为工人有多少知识，不是工人天生有多少的精神高度，仅仅是因为工人人多、怨气大…在上面国际集体主义里，他的学说进化成了“工人无祖国”，来避免各国“最先进阶级”之间的彼此仇恨，而事实说明“工人无祖国”本身是一种很扯的言论。但是在统治学中，标签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政府打击了阿里，京东的工人看着会很爽；罚款了滴滴，B站的群众高潮了，虽然他们都是“最先进的阶级”，这就叫分而破之。不过核酸是不分职业厂家的，只分阶级，那么打击面很广引起全民反弹是必然的；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执行歪了”，那么我们要看是怎么执行歪掉的，其实大量地方无论是防疫还是经济发展，做的都是“安全性”措施，这种安全性措施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政策一定会有一定的偏向性，没做好是政策有问题，我没错误”。所以地方的保守性操作，难免就要层层加码，折腾底层；
共产主义跟法西斯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两个分支，这注定了他们是殊途同归的。越强调政府控制，越抹杀作为人的创造性。因为人类是群居生物，从自然角度出发，人类世界就是需要精英的，这些精英需要“想象力”+“判断力”。我们经常说思想家是被历史记住的，但是思想家提供的是一个理论可能性，而企业家是一个稳定社会里真正给社会带来改变的人，虽然资本的产出是企业家的朋友，但是用户也受到了很大的利益，双方从表面上说是双赢；
如果政权需要的仅仅是听话的官僚而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官员，那么肯定会打压读书人的积极性和敢于说话的品质，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言论。这样收缩了官员的积极性，同时也给民一点好处来获取民的支持。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听话而懒惰、没脾气、只是执行的机器人，甚至媚上和腐败”，一旦腐败了，那么原本给民的好处也都进了这些贪官污吏的腰包，最后还是逼得民反，这就是恒久不变的矛盾。
